知识分子的检讨

作者：吴劲松

 

岂有文章觉天下，忍将功业误苍生。

据说，这幅对联挂在台湾的某个地方，一位学者路过，一见之下，如被电击，半个小时没有回过神。

严复（1854—1921）说：“百年中国受祸于好人者多，受祸于坏人者少。”朱学勤（1952.9）接着说: “坏人为祸，一私欲耳，了不起袁世凯八十三天皇帝梦，一命呜呼。而好人犯错误，不巧手里又还有权，他是要发动社会改造的，那就要闯出滔天大祸。”他认为，知识分子对自己这个行当要警惕。

什么是知识分子?什么是非知识分子?人，无论读书还是不读书，总有济世情怀：无权的人，想“觉天下”；有权的人，想“建功业”。家庭主妇，也有人生感悟，也想和他人分享；乡野村夫，也修桥补路，也助人为乐。他们都有觉天下、建功业的冲动。读了书，所“觉”，所“建”，就宽了，就大了。

什么是好人?什么是坏人?这种感性的语词，仅仅是这个人对那个人贴的标签，对他的行为是否符合自己利益的鉴定。组织衡量成员，只有两条标准：可以觉天下，但不能触动基础价值观，如守规则、讲实话等等；可以建功业，但权力要受到制约，如要走程序、要有否决力量等等。

组织不必警惕知识分子，知识分子也不必敏感地警惕自己。要警惕的是：文化性格深处，组织是否拥有健全的意志？

 

 

2009-6-3

北京

 

 

 

 

猫头鹰的翅膀
　　法国革命以来的这个二百年，人类第一次产生了这样的社会成员，他们从“解释过去”变为“预言未来”，再变为“能动”：头朝下，造出一个世界来。真不知是福，是祸，还是“惑”？
　　文/朱学勤
       
　　这里并不是反对启蒙理性，而是想反思启蒙的另一面：人的理性有限，以有限追无限，殆乎？
　　严复说：百年中国受祸于好人者多，受祸于坏人者少。这句话触目惊心，但没有引起太多人注意。
　　坏人为祸，一私欲耳，了不起袁世凯八十三天皇帝梦，一命呜呼。而好人犯错误，不巧手里又还有权，他是要发动社会改造的，那就要闯出滔天大祸。从18世纪启蒙理性发动，二百年英雄辈出。但问题出在哪里？
　　黑格尔有言：密涅兹的猫头鹰总是在暮色来临时才张开翅膀。他总结的是以往人文知识活动，都是“解释性”体系：某一段历史行程将近走完，智者的理论总结才开始出现。黑格尔不敢设想人文知识还能“预言”，更不敢设想根据“预言”，还有“能动性”：头朝下，造出一个世界来。这就为他的学生马克思诟病：以往的哲学都是解释世界，但问题却是要改造世界！黑格尔没有看到，有一群公共性知识分子要诞生了，从巴贝夫到圣西门，空想社会主义要出现，人类从此有了“预言性理论体系”。猫头鹰的翅膀要在拂晓时分张开了！
　　知识获得“预言”性格，最多是灾祸的预兆，尚不是灾祸本身。马、恩总结其理论贡献，是把社会主义从空想“预言 ”发展到科学。因为他们毕竟是“富革命”理论：某一生产关系蕴含的生产力在释放完毕之前，不会退出历史舞台，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发生在资本主义最为成熟的西欧各国。他们是在“预言”，但还没有“能动”，而且反对知识分子把自己的观念从外部灌输进历史。
　　马克思毕竟是唯物主义者，认为经济领域里的技术性变革比理论的能动性更有意义。比如他说，蒸汽机是比布朗基还要危险的革命家，要耐心等待蒸汽机开过来。但是孰知世间还有比蒸汽机跑得更快的，那就是知识分子的思想传播：蒸汽机是在地面跑，思想却可以跨越国境飞翔，因为脱离万有引力，就比蒸汽机跑得更快。
　　“预言性理论”飞向东方，到了俄国人那里，经济条件落后多了，思想却一变而为“能动性理论”：先革命，再创造出能够发生这场革命的历史条件。最厉害的是这句话；工人阶级不能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，只能依靠知识分子从外部灌输进去！于是就有了电影《列宁在十月》里的那句著名台词：先把政权夺过来，交到没有准备的工农兵苏维埃手里，然后再问它怎么办！
　　从俄国到中国，地理上更为东方，经济上更为古代，但是知识分子的观念也可以比蒸汽机跑得更快。这一次连俄国式的准现代产业也没有，却不妨碍知识分子向更后面的一个阶级——农民兄弟灌输社会主义观念，“富革命”变为“穷革命”，而且越穷越革命，人民公社、大跃进、三年饿死成千上万人。知识分子从外部灌输进去的“为穷人主义”，相比穷人自发产生的“穷人主义”——“小生产者每天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自发性”，哪一个危害大？“江河横溢，人或为鱼鳖”，祸端就是这样发生的。
　　工人、商人、农人芸芸众生，生活于经验世界，天然疏离观念活动，最多产生工联主义、投机倒把或者三十亩地一头牛，虽庸俗而危害有限。怕就怕人文知识分子为教士后裔，天然具有救赎冲动。启蒙理性推倒神，又允诺哲学家可以代替神，既然能完美解释过去，为什么不能预言未来？
　　于是从“解释”一变为“预言”，再变为“能动”，宗教救赎从彼岸走到了此岸，化成了世俗形式。从此就不是歌德所言：理论是灰色的，生活之树常青；而是“能动”者所言：理论常青，生活之树是暧昧的，即使有颜色，也要从外部灌输进去，把它弄成另一种颜色！法国革命以来的这个二百年，人类第一次产生了这样的社会成员，他们的观念传播早在爱因斯坦之前就获得了“光速”，真不知是福，是祸，还是“惑”？
　　我这里并不是反对启蒙理性，而是想反思启蒙的另一面：人的理性有限，以有限追无限，殆乎？
　　“岂有文章觉天下，忍将功业误苍生”，就是说的这个道理。有此自觉，或能想通我们这个世纪的左祸根源。它可能是从法国启蒙运动起源，又经过好几个外国，其间总是错过有效梳理，混混沌沌，才流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一站。算起来该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吧？恰好与人文知识分子的救赎性格同步——很可能就藏在你我内心深处。

 

 

像知识分子对自己这一行当要警惕
　　石扉客先生转茉莉女士：

谢谢你对拙文提出商榷意见。这是一篇因香港中文大学《二十一世纪》编辑约，几天内赶出的急就章，能得到读者注意，并且提出商榷，首先应该致谢。
　　你提出的意见，当时慎公两次问我，确实没有这样想过。我写回忆时，只能尊重历史原貌，不敢随自己後来的认识随意增添。这一问题也一直折磨着我，时逾四年，现在考虑这一问题基本观点未变，只是增加了一些视角，更为复杂一些了。我目前的看法，体制是弹性、刚性、塑性，概念上并不重要，关键是事在人为，或许能争取一个和平渐进、逐渐演进的前景，并越过不可逆之端点？但是旧式革命的危险始终存在，甚至越演越烈。是以改革走过这一险区，还是听任旧式革命从後面追上并扑倒改革，到今天还是一个大问题，而且更要命的是，主动权还是不在我们手。
　　至於你所提出的第三种前途，海外心情与国内感受差别很大，在今天大陆境内，如果呼唤革命，最终出现的很可能并不是具有新意义的革命，而是旧式反市场经济革命，义和团加土改运动，将刚刚开始的一点转折毁於一旦。到那时玉石俱焚，历史将又一次走进始料不及的另一个房间，不是革命，而是复辟，如霍梅尼革命代替伊朗国王的白色“革命”。这一点，和80年代的东欧大不一样。我这样说，决不意味认同伊朗国王的“白色革命”。我也热爱哈维尔，并厌恶国内知识界的昆德拉热。我曾试图写文章，揭示国内知识界的“昆德拉热”和犬儒化之间的联系。但在热爱哈维尔的同时，注意我们现在所处的景况与他所处的捷克80年代形势有大不同，至少他没有遭遇前面是拒绝改革後面是旧式革命的夹击，以东欧历史套裁中国当下，已经捉襟见肘。我们现在逐渐变得与伊朗似，不与东欧同，指出这一点，也许不是多馀？
　　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几乎就是一部不断走错房间的历史。我们看看三、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大部分人在鲁迅和胡适之间做出的革命选择，以及这一选择的历史後果，或许能明白慎公晚年的沉痛。不幸的是，这一历史现在又在国内知识界逐渐重演。知识分子很容易为自己的“高尚意图”所迷惑，不以这一意图进入历史过程的责任後果为念。在这一意义上，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灾变，知识分子的“革命”冲动是要负很大责任的。而这样的冲动，已经融化在我们从小所接受的教育中，故而我才再三提出我们是喝狼奶长大的，而狼奶的一部分不是别的，还正是一些具有高度审美价值并能产生道德自恋的高尚意图。不以百姓苍生的具体生活代价为念，只图满足自己的心理高尚，这几乎是知识分子这一行当的左撇子天性，中国传统文人如此，西方现代教授亦然。这就是时常发生中外左翼文人廉价合唱的道理。从二十年代、四十年代全世界高尚知识界集体向左转，到现在後现代语境，一个哈贝马斯与德达的联名上书，就把中国文人唬得一惊一咋，老问题不断回来，新包装则一换再换。我在拙文中再三强调责任论理，而不是意图伦理，也不过是这一意思。一方面要有勇气拒绝“昆德拉热”，拒绝那种“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”廉价呻吟，另一方面则还要时时警惕并坚持反刍自己早年的狼奶，一口一口地吐出来，不为自己的高尚理想所诱惑，警惕自己幼时所感染的职业革命家毒素以另一种正义形式冒出来，这不是一件容易处理的事，更不是那种用滥了的两分法。
　　“岂有文章觉天下，忍将功业误苍生”。我们是知识分子，而且还要启蒙，但在做着知识分子的同时，对这一行当有足够的警惕，甚至厌恶，在启蒙的同时培养後一种意识，对知识分子及其观念追求进入历史究竟会发生什麽责任後果，能保持一份自戒自惧，实在是太难太难了。
　　子规夜半犹泣血，不信东风唤不回。其实是有可能“唤不回”的。慎公已去，他最後十年的心血全在这。剩下我们能说什麽做什麽，也还是在这一层面上苦争、苦唤，究竟前景如何，我并不乐观。
　　再次感谢你的坦率意见。

　　朱学勤